長期以來，中國的現代化在“目標的視閾”上確是以西方的現代模式作為新文明標準。“中國論者依憑各自的認識向西方尋求經驗和知識的支援，用以反思和批判中國的傳統，界定和評價中國的現狀，建構和規劃中國發展的現代化目標及其實現的道路。”現代性主要表現為（西方發達國家為代表的）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中國現代化總體歷程即表現為西方現代性的移植與轉化。
 
鄧正來認為整個西方現代化理論架構是以下述兩個假設為基礎的：“傳統與現代”兩分觀及“傳統必然向現代”的進化觀。西方的各種現代化理論被用以解釋非西方的發展問題并為非西方學者接受，成為一種較為普適的關于各種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思想框架”，亦即“現代化框架”。
 
中國改革開放后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城市化已直接作為衡量現代化程度高低的標準，城市化也已被提升到圈家發展戰略的高度。確切地說，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主要體現在城市的發展水平上。
 
西方城市發展所蘊含的現代化理論自然成為推動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最重要的理論資源，幫助中國社會實現對“現代化”的集體想象。在“現代化思想框架”指導下，當下中國社會的超常規城市發展模式普遍地深受西方“現代化范式”的支配，本書所指的“現代化范式”特指西方發達家現代化的知識（理論）、經驗所形成的一系列西方主流“論述”和西方資本主義的一整套世界發展觀，這種范式對發展中國家有強烈的示范作用。這種“現代化范式”或“西方現代性”的移植，是一個對本土從沖擊一示范一斷裂一內化一依附的轉化過程。
 
當代（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已經日益成為主要的經濟形態，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已經把中國帶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之中”。在“現代化范式”支配下，加速城市化進程日益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想象。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由于迫切地希望改變經濟落后的現狀，從政府到社會成員，對經濟效率、工業化、城市化形成強烈的訴求，使當前的開發主義、城市主義等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和自上而下的經濟運動。城市化在中國甚至被認為可以通過自上而下的大規模“造城運動”來實現，高速的城市建設與城市空間形態的急速擴張即是此種城市現代化的結果，但也是西方的城市化歷程所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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