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學中，列維·施特勞斯就把他的結構定位在介于基礎和實踐即有意識的意識形態(tài)之間半路上的一個由若干概念圖式組成的體系里面，這是因為“人類學首先就是一種心理學”的緣故。從城市景觀的兩重性特征來看，主體創(chuàng)造性的城市景觀實踐既是兩重性特征產生的原因，同時也是中介。相對于個人而言，結構作為虛擬的秩序體現在景觀實踐的互動之中，內在于人的活動，結構不是在場的某種形式，而是在場與不在場的交織，我們需要從表象中推斷出潛在的內涵。
 
    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指出語言具有的兩個結構層面，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表層結構即語言的語法結構，屬句子的形式方面；深層結構即語言的句法結構，屬句子的意義方面。“一個社會所接受的任何表達手段，原則上都是以集體習慣，或者同樣可以說，以約定俗成為基礎的。”相應的，城市景觀實踐也是基于我們的每日生活，是以城市的記憶痕跡為基礎的。
 
    這種記憶的痕跡就是羅西所說的集體記憶，來源于榮格的集體無意識概念。集體無意識“已含從祖先遺傳下來的生命和行為的全部模式”。因而意識精神的全部功能是由無意識結構預先形成的。集體無意識是驅力和本能之源，也是將創(chuàng)造性沖動和集體原始意象結合起來的人類思想感情的基本形式之源。
 
    建筑現象學的代表人物舒爾茨也強調基于整體概念的場所精神，他認為人與其環(huán)境構成了基本的結構關系，當人體驗到場所和環(huán)境的意義的時候，他就有了存在的立足點，場所因而也就有了“精神”，而建筑是將這種場所精神視覺化。場所的結構形式可以變化，但場所的精神卻可能繼續(xù)存在。
 
    在這樣的結構視野下，我們去探究城市景觀具體特性，就會發(fā)現景觀的建構是內在的過程，景觀對象是在被體驗的過程中產生景觀，這種內在的過程需要同時與景觀對象和人的意識行為之間發(fā)生關系，就必然需要具備相關的兩個層面，即與景觀對象發(fā)生關系的表層，以及與意識行為發(fā)生關系的深層，兩者之間的層面屬于物質對象與主體之間的多種復合關系的可能，這就是城市景觀的多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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