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中開始形成一個支配著政治經濟權力和資源的強勢精英群。孫立平認為“總體性精英階層”的出現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壟斷型地位標志著兩極化社會的形成。
 
從20世紀97年代中期知識界開始出現一部分人加入到政治與經濟精英群體，擴大了這個精英聯盟的基礎，形成了政治、經濟、知識精英聯盟。當前就是這樣一個群體在影響甚至在定型中國社會走勢的重要力量，更具體表現在對政府政策的影響上。
 
隨著體制內和體制外精英的結盟，囊括了各類精英的主體，于是在中國社會中成為唯一的強勢社會群體。這個強勢群體不僅代表民間的經濟勢力，也代表由政府支持的主要壟斷部門。而全球化影響下跨國資本的流動在其本地化過程中積極參與和鞏固了這一精英聯盟。跨國資本能動者在當代中國社會變遷中扮演越來越顯著的角色。
 
與此同時，在社會領域里，也出現了市民社會的重大變革。“中國人從‘臣民’到‘準公民’的轉變，標志著20多年來社會權力的要素在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之間發生了大規模的轉移。”鄧正來則指出，市民社會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特別適用于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現實，就社會維度而言，改革在國家經濟體制和法律制度方面所導致的變化實質上促生了作為一種結構性力量的市民社會的逐漸形成。
 
盡管市民社會的組織基礎——志愿性社團或非官方組織的第三部門( NGOs)處于極不發達的狀態，在中國的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中，還看不到他們明顯的社會影響，盡管中國的社團不都是“自下而上”建立起來的“公民自治組織”，但是它們確實是在發揮著“為公民提供參與社會發展的渠道，在政府和社會公眾之間架設橋梁”的職能，而且在鐵板一塊的初始狀態中逐漸開發出一個越來越大的全新的活動空間。因此，市民社會在中國已不是一個“可能”的問題，而是一種社會現實。即使中國還不存在一個“標準”的市民社會，但是中國已經呈現出走向市民社會的趨勢，或者說正在進行一個有利于市民社會發育的演變過程。
 
毫無疑問，中國市民社會的發展會對中國的政治發展起到十分巨大的影響作用，推動中國政治向法治、民主的方向發展。同時，中國漸進式改革的一個最基本的特征，是在基本社會體制框架，特別是政治制度和主導性意識形態基本不發生變化的前提下所進行的改革。經濟領域的“市場化”將率先完成，社會領域的“自治化”緊隨其后，而政治領域的“民主化”將最后實現。
 
但另一方面，政治領域的國家自主性的降低是今后改革令人矚目的趨勢之一。國家日益喪失作為全社會代表者的角色。在實際生活中，它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不是作為自己的獨特利益的代表，就是作為壟斷集團的特利益的代表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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